澎湃新聞記者 王選輝 實習生 任蘊佳 石彬潔

【編者按】

最近，有企業以2%的崗位名額向刑滿釋放人員（以下簡稱“刑釋人員”）敞開大門。這一舉動引發的爭議如同一面棱鏡，折射出社會對刑釋群體的復雜態度：既有對包容的期待，也有對風險的擔憂。

有數據顯示，我國每年數十萬刑釋人員回歸社會，但再就業率不足40%，近三成人因“前科標簽”被直接拒之門外。他們之中，有人因求職碰壁重陷困境，有人因社會排斥再次越軌，這不僅是個體命運的悲歌，更是社會人力資源的浪費與安全隱患的累積。

澎湃新聞將推出系列報道，聚焦刑釋人員就業現狀，剖析政策執行堵點與法律救濟短板，探討幫扶路徑，從企業社會責任、安置幫教機制到社會觀念革新，尋找破局之道。

本期為第一篇，我們找到了幾位刑滿釋放人員，聽他們講述自己的再就業故事。

在社會秩序的框架里，刑滿釋放人員完成法律層面的改造后重歸社會，本應是其開啟新生活的起點。然而，這看似平常的回歸之路，實則荊棘叢生。

他們有的已走出高墻數年、仍四處求職，卻因犯罪記錄被拒之門外，臨時工作干不長，擺攤被驅趕，貸款遭拒批；有的在打各種臨工生存，從快遞到外賣，創業也因背景篩查夢碎，大企業的招聘政策雖帶來一絲希望卻仍忐忑不安；有的終于找到工作，卻很快因派出所介入后被同事疏遠，跑滴滴、送外賣受限，打零工也不穩定，最終只能回老家艱難維生。

雖已為罪過付出代價，他們卻仍被“犯罪記錄”的陰影籠罩，在就業的泥沼中奮力掙扎。

受訪者一：

2021年底刑滿釋放，

目前從事臨時貨車司機工作

我是東部某省份人，2021年底出獄后，找工作成了最大的噩夢。電子廠、美團、貨拉拉、滴滴……我試過不下20份工作，最短的只干了十幾天。不是工資低得活不下去，就是對方一查犯罪記錄就趕人。想要開滴滴也只能借別人賬號，這就導致平臺封號對我而言是常事，根本干不長久。

歧視好像已經理所當然，因為有犯罪記錄，根本找不到正式工作。去做搬運工，老板發工資都要吼我，他們好像巴不得我辭職。可是我都是用心在做，我干別人干不了的活，重的、累的、需要加班的都是我在做。

只要有招聘信息，我就去應聘，可到處都碰壁。最難的時候，我在出租屋吃了一個月泡面，差點抑郁。后來試著擺地攤賣鞋、賣點心，可城管一來，貨全被沒收，也想過貸款做小生意，但因為有犯罪記錄，銀行直接拒批貸款。

現在在幫私人老板開貨車收廢品。這份工作是今年過年的時候，沒錢生活不下去，朋友介紹的，一直干到了現在，但我知道，這份工作恐怕也干不久了。

老板總暗示我“順”走廠里值錢的東西。我拒絕，他就扣我的工資，補貼也停了。現在我不可能違背自己的良心，我曾經犯過罪，更害怕走錯路。老板明里暗里地排斥，讓我不敢跟他講我坐過牢，我怕他知道后更覺得你幫我干這種事理所當然，也怕他從后面報復我。所以現在我只能偷偷找下一份工作，然后盡早離開。

上周去應聘送月餅的臨時工，老板說只能干兩個月，我說沒事，他說吃住都要自理，我說沒事，只要能給我這份工作，兩個月就兩個月。對方要無犯罪記錄，我不敢說我曾經坐過牢，要說出來可能這份工作又難了。

鄰居、親戚見了我總是指指點點。記得堂弟結婚，我去幫忙，他們也覺得我別有用心。有次給超市送貨，本來干得好好的，但同村人向老板告發我曾經坐過牢，從那之后，他們開始想辦法找各種理由讓我主動辭職走人。

我現在已經很少回老家了，寧愿在外面租房子，寧愿在外面過苦一點都可以。有時候想要回去看一看七十幾歲的父母，也只有半夜才敢回去。

我現在攢一點錢就會去峨眉山聽課學習，做義工，只有在那里，沒人問我過去。只有這樣，回來看待一些事物才不會覺得很痛苦。每次我覺得郁悶、壓抑的時候，我就去寺廟學習一段時間，可是一投入到工作，一看到周圍的眼光，又好像壓抑到連門都不敢走出去。

我想，如果有一天父母不在了，我或許會直接找個寺廟出家。大概那時候，我才能真正地平靜。

受訪者二：

2025年7月刑滿釋放，

現在東部某省一服裝廠工作

我今年35歲，上個月剛從監獄出來。在老家待了一周后，就匆匆出來東部一發達省份找工作。親戚之前告訴我，這邊的服裝廠月薪能有八九千，可現實卻給了我當頭一棒。

我跑遍了五六家工廠，有做帽子的，有做童裝的，可每一家聽說我有犯罪記錄后，都直接拒絕了。現在這家服裝廠說要“報備”，通過后勉強收了我。

現在，我每天從早上7點干到晚上9點，中午吃飯加休息不到1小時，一天工作14個小時左右，一個月休息1天。

最讓我頭疼的是工價不透明。做服裝款式不同價格也不同，工價隨時都在變。問負責人，他們也不講，再三追問才勉強告訴我，現在我盡管每天都在干活，但根本就不確定一天能掙多少錢。

找工作的過程中，我漸漸明白了一個殘酷的現實：犯罪記錄就是一道永遠抹不去的疤。

有一次，一位老鄉開的工廠聯系我，我們也聊得很投機，對方打了三四個電話催我去面試。就在面試的時候，他問起“以前在哪上班”，我如實說自己剛出獄。他的臉色立刻變了，語氣生硬地說：“你這種情況我們要不了，你為什么不早說？如果早跟我講的話，你就沒有必要來了。”

出獄前，我本來想好，回來以后要好好地工作。可現實是，找了一個又一個，對方一聽坐過牢就直接不搭理了。

找工作難，可生活的壓力比我想象中來得更快。妻子現在全職照顧8歲的兒子，9月份孩子就要上二年級了，父親已經70多歲了，本該安享晚年的年紀，卻還要靠微薄的收入補貼家用。我回來后，不僅沒能減輕他的負擔，反而因為增加了我的生活費，讓家里的經濟負擔變得更大。

在監獄的時候，我了解到有政策要求，企業要接納我們這些刑釋人員，不能對我們有區別對待。但是當我出來之后，才知道現實情況并不是這樣。

我心里的落差真的很大。觸犯了法律，我接受對我的一切懲罰，但我已經為自己的罪過付出了代價，為什么出來以后還要這樣區別對待？難道就因為我做錯了事情，這一輩子都要這樣嗎？

出來之后，好像被打上了一種標簽，社會沒辦法接納我們。雖然很多人嘴上不說，但是心里其實都比較排斥我們這種刑釋人員。可是，既然我們被允許回歸社會，就說明我們已經是合法公民，和正常人是一樣的，老是戴著有色眼鏡看我們，反而會把我們推向深淵。

我在監獄這些年，碰到了很多因為出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，又因為同樣的罪名進來的人。

現在，我已經不太敢去想以后。剛出來，兩手空空，我也沒有經濟基礎去到處找工作。接下來，可能在現在工作的廠子附近看一看，有沒有效益更好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去其他廠子做到過年。

受訪者三：

2020年刑滿釋放，

目前從事外賣員工作

我刑滿釋放的那年25歲。剛出來的時候，最迫切的想法就是找份工作養活自己。

第一份工作是通過熟人介紹的，在一個快遞點，主要是收快遞。工資不高，就兩千五六百元一個月。干了段時間覺得工資太低，就不干了。之后就在網上找工作，找了好多。但網上很多招聘信息都直接標明了一個條件：有前科的不要。這個條件像一堵墻，把我擋在外面。

后來有一次機會，是和我朋友一起去富士康面試。那是疫情剛結束的時候，我們一共五個人，四個朋友加上我。但最后只有我被刷下來了。原因是什么，人家沒說，但我心里清楚。從那以后，找工作只要對方一提身份證，我就害怕，怕查我的前科記錄。

我也想過隱瞞，但現在不行了，很多渠道都能查到。我還去過圓通快遞面試，面試的時候感覺挺好，人家也覺得我干活可以。但一到錄取，錄入系統那個環節，就不行了，人家直接告訴我過不了。

現在我是某平臺的眾包騎手。根本不敢做全職，因為全職也需要審核，我怕萬一審核不過，連現在這個眾包的資格都沒了。眾包相對寬松一些，能做，但收入不穩定。到現在我做了快一年了。

2023年的時候，我還嘗試過創業，在一所學校內包了一個檔口。剛開始學校也沒規定說有前科的不讓進。我做了大概有半年，自己打零工攢了點錢，也找朋友借了些。那時候感覺有點盼頭。但后來，公司開始篩查所有的工作人員背景。要登記信息，我就怕了。

我不敢提供我的信息，怕查出來。沒辦法，只能把這個檔口轉給其他人去做了。如果不查，我可能還在做檔口，而不是跑外賣。

我認識好多人現在都是做這種工作。一天干十三四個小時，才能拿到一百多塊錢。很多人堅持不下去。堅持不下去就賺不到錢，賺不到錢怎么辦？有些人就再次走上犯罪的路了。

我認識一個關系挺好的朋友，他一開始通過親戚介紹，去了一家大型汽車工廠上班。他在那做得挺好的，一個月能拿到七八千元的工資。結果才做了兩個月，就被辭退了。

什么原因？人家也沒明說，但我們心里都明白，肯定是因為有前科。后來他也嘗試跟我一樣打零工，但落差太大了，從七八千元到一天一百多元，他接受不了，堅持不下去。最后，他還是又去犯罪了。

像一些大企業，我現在根本不敢想。前段時間，我看到新聞說胖東來出臺了招聘我們這類人的政策。既然他們出了這個政策，我肯定想給自己爭取一下機會。我就留言問了問情況。發完留言，心里其實也沒底。現在這個大環境，工作本來就難找，大學生都困難，何況我們這種有“瑕疵”的？但總歸是個希望吧。

受訪者四：

2022年刑滿釋放，

目前在老家承包魚塘

出獄后，第一份工作是一個工廠，做手機零件加工。工作是通過一個中介介紹的。

真正上班后就不順利了。大概上班第七天，當地派出所的人就來工廠了。他們先到公司人事那邊，問有沒有我這么一個人在這里上班。大概在兩個禮拜左右，派出所就約談我了，叫我過去，問我之前的犯罪記錄，到第三個禮拜，派出所又來了。

因為他們來了兩次，工廠里很多人都知道了，就逐漸開始疏遠我。工作上，線上的領導也會特別“關注”我。還有些人好奇，會直接來問我犯過什么罪，在監獄里做什么，關了多久。

這些事，我根本不愿意談。我們出來了，就想重新開始新的生活。服刑就是為自己違反法律的行為買單了。我坐了六年四個月，更不愿意跟人談監獄里的生活，那不是什么談資或資本，是痛苦的經歷，不想揭傷疤。同一個宿舍的人，感覺也疏遠我，有點防著我。實在沒辦法在那個地方生活下去，只干了一個月就辭職了。

后來我嘗試找其他工作。想跑滴滴，滴滴要無犯罪證明。跑美團外賣，也要。做快遞，也要。后來我去了廣東投奔老鄉。他在廣州自己做裝修店。我在他那幫忙，打下手，切板材，搞水電排線這些，干了三個月。

這是私活，沒有五險一金。有活的時候需要人，工期趕完了，我們這種臨時找來的就被清退了。在那租房也麻煩，辦居住證，做外來人口登記，當地派出所就找到房東，一起來我房間拍照登記。在廣州待了三個月，去年年底回到老家，一直待到現在。

在監獄里時，想著出來開始新生活，對未來有期望。但踏入社會后發現，除了至親，別人都疏遠你。想創業借錢，沒人愿意借。監獄里聽說政府有幫扶政策，但出來后到目前沒感受，反而是派出所時不時打電話問我在哪，要視頻，要定位截圖。

我進去前就離婚了，協議離婚，兩個孩子歸我。服刑期間，孩子由前妻和我父母照顧。現在家里經濟來源主要是我在老家承包了個魚塘，我父母也有些收入，勉強生活。

在監獄服刑時，看到很多再犯罪的犯人。十個人里可能有三四個是出獄后再進來的。刑滿釋放人員這個群體人數其實很大，我們不愿告訴別人，別人也不愿關注我們。現在更難了，經濟不好，工作難找，大學生就業都困難，社會崗位不足，他們還是“白紙”，我們更沒機會。

來源： 澎湃新聞